单位兜底与财政保障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城镇企业职工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完全依赖所在单位。企业负责支付职工医疗费用，提供住房和子女教育资源，退休后由企业继续支付养老金。这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，主要通过企业的内部账本记录。机关事业单位则由财政直接支付待遇，职工按身份和级别领取养老金。由于经济活动和社会保障体系集中管理，资金流动相对封闭，企业和财政分别承担责任，不存在跨地区或跨单位的资金转移。单位支付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利润或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，财政承担的支出则来源于税收和预算安排。在这一时期，制度设计关注的是保证职工基本生活，但缺乏全国统一标准，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待遇存在差异，形成早期双轨制的基础。
农民保障与集体互助 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时期，社会保障以集体互助为主，主要包括合作医疗和村办诊所。农民医疗和养老保障依赖于集体资源，个体无法独立获得稳定保障。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，集体化体系逐步瓦解，农民的医疗和养老出现空白。部分农民进城务工，但户口仍在农村，导致参保门槛高、转移难、续保断缴频繁。这一制度缺口加大了城乡差异，形成三轨并行的早期格局。农村保障体系依赖政府补助有限，个人缴费能力低，资金来源和支出分布不均，财政和企业无法形成有效支撑。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由此产生，城乡和行业间差异成为长期制度问题。
改革开放后的三轨制形成
企业职工缴费制与机关事业单位待遇制 改革开放后，城镇企业职工建立缴费型养老模式，单位和个人按工资基数缴纳社会保险费。缴费金额与工资水平和工龄挂钩，养老金水平与历史缴费额相关。机关事业单位仍沿用待遇型模式，由财政支付养老金，标准与身份和级别挂钩。制度上形成双轨结构，企业职工和机关职工的养老金计算口径不同。缴费型制度强调个人缴费与养老金挂钩，但对财政和企业的压力减少，待遇型制度则持续依赖财政投入。双轨制长期存在，使得社会对公平性和历史遗留问题存在争议。
农民社会保障试点 农民保障在2003年开始大规模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，政府按人头补助，个人缴纳少量费用，实现住院报销优先。2009年新农保试点后，逐步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整合，形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资金来源包括个人缴费、集体补助和财政补贴，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。制度设计允许多缴多得，但整体资金来源有限，受制于财政和个人缴费能力。城乡居民保障与城镇职工仍存在差距，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，但地区间资金水平差异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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